揭秘: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是哪个人?

2019-11-30 作者:历史人物   |   浏览(172)

陈炯明当时蜗居香港,与早年称雄广东相比,地位简直一落千丈,日本人以为可以拉他下水。没想到陈炯明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,丝毫不为所动,竟然一口拒绝,还严厉斥责上门的日本人,要求日本人无条件归还东北三省。

一个虽然在人生历程上有黑点、有瑕疵、有错误,但同时又积极抗日爱国的反动军阀,必定会得到国人肯定的。吴佩孚逝世后,蒋介石发唁电吊丧,表彰其“精忠许国”、“正气长存”、“大义炳耀”。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“一级上将”。重庆的报纸上,赞誉吴佩孚为“中国军人的典范”。最难得的是,治丧期间,自发到吴佩孚寓所吊祭的人竟多达数千之众;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,哭声震天。人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,表达了对吴佩孚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的祭奠和怀念。而今的历史教科书上,完全把吴佩孚定性为反面人物,一味的抹煞其可歌可泣的抗日爱国功绩,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,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吧?!

这真有点像吴佩孚,他下野后,日本人也找到他,提出以3000支枪帮助他武装部队,为以后所用。吴佩孚也当面斥责:“我何曾止3000支枪”。

吴佩孚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情结并非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,而是从他热血男儿般的骨子里真切迸发出来的。童年时的吴佩孚就被岳飞、戚继光抗击外族入侵的爱国壮举所震撼,被文天祥、顾炎武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、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爱国思想所激励,使他在幼小年纪就坚定地打牢了爱国主义的思想。从手握重兵的军阀首领沦落为大势已去的空头将军,从“五四”运动延续到抗日战争,吴佩孚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以不同形式向世人展现着,且终生不渝,至死不休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除了在东北军事进攻外,其政客、特务四处乱窜,极力收买中国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倒戈分子,陈炯明自然也成了他们的对象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由于蒋介石实行“不抵抗”政策,致使日本迅速占领我东三省。身在成都的吴佩孚“闻报,一夕不寝”。之所以彻夜不眠,是因为他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怒,对东北几千万同胞的命运担忧,更是对国民政府“攘外必先安内”错误路线的否定。他发电“抗议倭庭速返关东之地”,随即返回北京“率师周旋”,同时他还在天津《大公报》振笔直书:“和内攘外”。这种为了国家利益、民族大义而公然与国民政府唱反调的爱国壮举,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了“一致对外”、“全力抗日”运动的蓬勃发展,一时间“逼蒋抗日”的呼声高涨。

日本人自以为了解中国,只看到中国军阀混战,以为中国是一盘散沙,狂妄的宣称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。他们不知道,中国人抵抗外敌入侵、维护祖国完整统一的决心是非常坚决、毫不动摇的。结果,整整14年,日本不但没有灭亡中国,反而陷入中国的泥潭不能自拔,最终走上灭亡的不归路。

为了逼迫吴佩孚就范,日本侵略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,强迫吴佩孚公开表明对“日中议和”的态度。会上,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吴佩孚把日军事先为他准备好的“发言稿”扔到一边,赫然讲到:“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,惟有三个先决条件:一、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。二、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。三、日本应以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。”不仅如此,吴佩孚还命人把自己的话原原本本的翻译给所有人,并且“断乎不能更改一字”!吴佩孚铿锵有力的发言和坚定果决的态度,犹如两记响亮的耳光,扎扎实实的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脸上。

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,曾短暂主政广东。在我们的认识中,他是个“反动”人物,但在个别细节方面,可能还有待继续“了解”,比如在广东禁赌,兴建基础设施,大力兴办教育,提高教师福利。更可贵的,他是个爱国者,日本多次拉拢、收买,都被他坚决拒绝。

日本人对吴佩孚彻底失去了信心,更失去了耐心。为了除掉这块在他们眼里“又臭又硬”的铁骨头,1939年12月4日,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派出特务强行进入到吴佩孚在北京的寓所,借为吴佩孚治疗牙痛病之机,残忍的将其杀害,享年66岁。

此后,日本人还多次拉拢、收买,但陈炯明一直不为所动,最后在贫困交加中去世。去世的时候,连棺材都没着落。

吴佩孚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、不肯屈从于日本人做法,不仅展示了他那坚定而又强硬的爱国骨气,同时还影响了一大批良心未泯的中国军人。北洋各派军阀中,除了齐燮元等个别将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外,大部分将领,如冯玉祥、鹿忠麟、于学忠等人都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的运动中去。就连当年凭借“贿选”当上总统的曹锟,也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,发誓不作汉奸。

金沙2055am官网,陈炯明早年地位显赫,但清廉自律,不蓄私财。到香港后,一点“存款”很快就花光,又没有其它收入,生活渐渐变得困难了,到“九一八”时,几乎穷困潦倒了。

对山东垂涎已久、志在必得的日本侵略者,企图通过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《山东问题交涉案》,并发正式通牒,逼北洋政府就范。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,又是吴佩孚力排众议、挺身而出,首当抗日先锋。鉴于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、唯唯诺诺,吴佩孚多次公开表示“谨励戎行,敬待后命,急难有用,敢效前驱”,不惜以武力与日本干上一仗。他上书总统徐世昌,请他完全拒绝日人关于《鲁案》直接交涉的照会和阴谋。他还呈文国务总理靳云鹏,请其“拒绝直接交涉,驳还日牒,以释群疑,而定人心”。由于吴佩孚的坚决抗争,北洋政府最终未敢就山东问题直接与日本交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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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但致电反对末代皇帝溥仪担任“伪满洲国”总统,充当替日本侵略者奴役东北同胞的傀儡,而且还身体力行的向国人表达了自己决不当汉奸的决心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,准备在江南江北分别设立“亲日政权”,并美其名曰“自治”。在南面,日本侵略者找到了汪精卫;在北面,他们则把眼光盯在了“中国第一流人物”吴佩孚身上。为了把吴佩孚拉下水,日本人用尽了威逼利诱、收买策反、恐吓造谣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,均被吴佩孚以“自治者,自乱也”和“如要出山,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,连东北也在内”一概拒绝。为了表明自己宁死不当汉奸的决心,吴佩孚还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摆在院子里“陈棺言志”,让那些对吴佩孚“出山”还抱有幻想的日使、汉奸们心中敬畏、望而却步。

陈炯明的政治主张,尤其是对日本的态度,非常鲜明,即坚决不跟日本人合作。

“甲午耻,犹未雪,民国恨,何时灭。驾长车踏破扶桑魔窟。壮志饥餐岛夷肉,笑谈渴饮倭奴血。待重头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!”这半阙经吴佩孚改过的《满江红》,是他临死前交给朋友曾琦的赠物,虽然看起来有些蹩脚,但字里行间所澎湃着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,却丝毫不比当年岳飞“精忠报国”的豪情壮志逊色。“抗战必胜,日人必败!”这不仅是吴佩孚送给部下的寄语,更是他一天到晚挂在嘴边、至死也不停止的对日本侵略者的诅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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